同一個普通城裏人在鄉下散步，而不對他的無知的領域象海洋那樣寬闊感到驚訝是不可能的。成千上萬的男女活著然後死去，一輩子也不知道山毛櫸和榆樹之間有什麽區別，不知道烏鶇和畫眉的啼鳴有什麽不同。我們整整一生都有鳥生活在我們的周圍，然而我們的觀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們中間許多人弄不清楚蒼頭燕雀是否會唱歌，說不出布谷鳥是什麽顏色。我們象孩子似地爭論布谷鳥是否飛的時候總是唱歌還是僅僅有時候在樹枝上唱歌，爭論查普曼（英國作家和翻譯家）的下面兩行詩是根據他的想象呢，還是根據他對大自然的認識寫的：

當布谷鳥在翠綠的橡樹懷中歌唱，

初次使人們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無知並不完全是可悲的。從這種無知我們可以得到有所發現的樂趣。這種樂趣是經常的，只要我們足夠無知。

博物學家的幸福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他的無知，無知給他留下這類新天地讓他去征服。他可能在書本上已經達到了知識的頂峰本身，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證實每一個光輝的細節之前，他仍然感到是半無知的。他希望親眼看見雌布谷鳥一種罕見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後用嘴把蛋叼到窩裏（在這窩裏註定要發生殺害幼鳥的事件）去。他將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裏，望遠鏡緊貼著眼睛，為的是親自確認或駁斥這樣的說法，說布谷鳥確實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窩裏下蛋的。如果他是十分有幸竟然發現了這種最遮遮掩掩的鳥在下蛋，那麽也仍然有其它領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爭論的問題等待他去解答。無疑，科學家們迄今沒有理由為他們錯過的無知而哭泣。要是他們似乎什麽都懂，那麽這僅僅是因為你我幾乎什麽都不懂。在他們發掘出的每一個事實下面總是有一筆無知的財富在等待著他們。

　　我曾經有一次聽到一位聰明的太太問，新月是否總是在相同的星期幾出現。她補充說也許最好是不知道，因為，如果人們事先不知道什麽時候、在天上的哪個地方能夠看見新月，那麽它的出現總會給人帶來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對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動時間表的人們，新月也總是出乎意料地來到的。我們並不會因為我們對一年四季的職司有足夠的知識，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裏，去找報春花，而在發現一株早開的報春花時就不那麽高興。我們也知道蘋果樹是在結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結果子之後開花的，但當五月份我們到一家果園去度假日時，這並不會減少我們對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驚訝。

　　一位當代的英國小說家曾經有一次被外國人問到：在英國，最重要的莊稼是什麽。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黑麥。”象這樣的完全的無知，在我看來似乎帶有豪言壯語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識字的人的無知也是巨大的。使用電話機的普通人解釋不了電話機是怎樣工作的。他把電話、火車、鑄造排字機、飛機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正象我們的祖先把福音書中的奇跡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一樣。對這些東西，他既不懷疑也不理解。我們每一個人好象只是調查了一個小圈子裏面的事實並把這些事實變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識被大多數人看作是華而不實的東西。然而我們還是經常對我們的無知作出反應，加以反對的。我們不時地喚起自己並思考。我們喜歡對什麽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後的生活或思考那些象據說曾經使亞裏士多德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麽從中午到子夜打噴嚏是好的，但從半夜到中午打噴嚏則是不吉利的”——人類感受過的最大歡樂之一是：迅速逃到無知中去追求知識。無知的巨大樂趣，歸根結蒂，是提問題的樂趣。已經失去了這種樂趣的人或已經用這種樂趣去換取教條的樂趣（這就是回答問題的樂趣）的人，已經在開始僵化。人們羨慕象喬伊特（本傑明，1817—1893，英國古典學者。—譯者）那樣愛一問到底的人，他在六十歲之後還坐下來學習生理學。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到達他這個年齡以前很久就已經失去了無知感。我們甚至對我們象松鼠那樣積攢的一點知識感到自負，並把不斷增長的年齡本身看作是無所不知的源泉。我們忘記了蘇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聞名於世並不是因為他無所不知而是因為他在七十歲的時候認識到他還什麽都不知道。